妇人捂脸匆匆进门。
她不敢正视我，声音也低不可闻，只伸出精心保养过的手指向了喉咙下方。
片刻后，一声惊恐、短促、被刻意用丝巾蒙住的尖叫被我用小巧的吸音铜管捕获，顺着管子流进了备好的窄口长颈瓶里。
瓶口被迅速塞上软木塞。
“老伯爵夫人，”我掂了掂那瓶子，瓶中凝结的痛苦尖叫似乎有了重量，“希望令郎在美洲的新剧团大获成功。”
她的眼角掠过一丝羞愧，但很快被解脱替代，她需要这笔钱支付他儿子远渡重洋组建一个“前卫”（或许更可能是声名狼藉）剧团的船资。
几个小时后，一个神情紧绷、目光不断扫视店门的男人溜了进来，他穿着做工考究却明显不合身的旧外套。
没等我开口，一段低而急促的对话片段就从他的衣领夹缝里流泄出来，被一只藏在他手心里的微型共鸣筒捕获、凝实。
对话里涉及了一个内阁部长的名字，一个工程项目的标额，还有一串数字。
内容清晰，信息炸裂。
“五十英镑，”我说。
他猛地松了口气，几乎是抢过金子塞进内袋，飞快地消失在门外阴暗的拱廊里，留下一个飘散着恐惧和铜臭的空间——那恐惧很快被密封进了冰冷的玻璃之中。
他的秘密安全了，也永远不再属于他自己。
这些形形色色的声音，带着世间百态的体温和气息，经过我冷冰冰的估价，最终都被收纳入那些冰冷的玻璃牢笼，成为店铺墙上流淌不定的幽幽光斑的一部分。
门上的黄铜铃铛又响了一声，格外暗哑，仿佛也被烟雾和疲惫浸透了。
走进来的男人像一座被生活压得摇摇欲坠的危楼。
身板本应是宽厚挺拔的，此刻却从骨缝里透出一种深切的佝偻。
旧工装外套上沾满了早已变硬的油污和白垩粉末，袖口和下摆磨损得露出了经年累月反复搓洗后毛茸茸的底布。
他脸上每一道沟壑都被烟尘和绝望灌满了，硬生生将他刻成了一张粗糙、沉重的版画。
头发间杂着顽固的灰白，仿佛在抗议生命的过早凋敝。
那双眼睛，曾经或许是蓝色的，现在只剩下浑浊的铅灰，犹如伦敦冬日里经年覆盖苔藓的河面。
当他抬起手掌时，指根处粗大的骨节和掌心厚厚的老茧暴露无遗，像是被岁月粗暴打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