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方要走这个方向，我们就全盘应战。
你接下来要做的，是准备一份完整的生活计划书——包括租房合同、孩子的起居安排、未来三个月的工作计划，以及教育投入规划。”
我点头，“我明白。”
那一晚，我写材料写到凌晨。
厨房的灯亮着，笔记本摊开在饭桌上，孩子已经睡熟。
我坐在桌前，查资料、填表格、整理收据。
我忽然意识到，从结婚那年开始，我就没有再独立完成过一份家庭计划。
不是因为我不会，而是根本没人让我参与。
第二天，我一早去房产中介申请新的租房合同，确保未来三个月住址稳定，又去了社区医院给孩子做体检报告，并向新的幼儿园递交转学咨询表。
我不是在证明什么，我只是第一次，把一个母亲该做的，完整做了一遍。
第三天下午，孩子发烧了。
39度整，我抱着他去了医院，医生看完后建议输液。
小家伙在我怀里打哆嗦，眼睛红红地看着我：“妈妈，我不想打针。”
我低声哄他：“妈妈陪着你，打完就不疼了。”
输液室里坐满了人，孩子靠着我睡着了，我却没有一丝困意。
我想起那年他刚出生三个月发烧，婆婆坚决不让我送医院，说是“捂一夜出汗就退”。
我哭着抱孩子去门口打车，被她拽了回来，耳边全是她的喊叫：“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妈，什么事都靠医院，孩子迟早让你养废！”
那晚孩子确实退了烧，我却发了一整夜抖。
我还以为那是自己做错了事，现在才知道，那不是无知，是被剥夺。
当晚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成为一个母亲，不是生下孩子那一刻，而是你开始有能力为他做选择的时候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我在厨房熬粥，窗外的天渐渐亮起来。
孩子还在睡，我准备把文件送去法院时，门铃响了。
我打开门，婆婆站在门外，穿着整整齐齐的衣服，化了淡妆，手上提着保温桶。
“我做了些汤。”
她说，语气不冷不热，“听说他发烧了。”
我没动。
她看着我，慢慢补了一句：“我不是来道歉的。
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孩子也是我带大的。”
我把门开大了一点，让她进来。
她把汤放下，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客厅的玩具和墙上的涂鸦，“这个家，以前多整洁，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