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是——稳定民心。
他从村中长老入手，用熟练马来语解释疫情原理，用祈祷前洗净双手的教义比喻“隔离的神圣性”，成功争取伊玛目协助发布村内防疫呼吁。
接着，他制定“草药＋西医”双轨方案：由合作社自制防疟草汤（以蛇床子、柴胡、苦根为主），每日发放；所有患者由草药先稳定体温、解毒，严重病例再转交政府医院；用椰纤维与焦炭自制简易隔离床铺，减轻感染交叉；推出“防蚊藤环”——本地小孩佩戴藤编小环，滴上草本精油，有效驱虫。
一周内，疫情增长曲线明显下降。
文莱主流媒体首次在头版标题写下：“一位草医，打一场现代医界的胜仗。”
在他前往疫区之前，一些保守议员公开质疑：“非本地出身的平民医者，是否有能力处理国家级公共卫生危机？”
但当甘榜佩南传来胜讯，连国际医疗观察组都称赞其处理机制“灵活、高效、文化适配度极高”时，那些质疑声顿时哑然。
国家协商会议议长甚至亲自打电话表示：“阿蒙，不只是你治了病，也为我们治了‘偏见’。”
至此，阿蒙在文莱政坛正式由“基层代表”上升为“特殊功能性顾问”——介于文官与政界之间，拥有发言权与政策建议权。
然而阿蒙却没有选择留在首都接受表彰，而是坚持在疫区驻扎三周，直到最后一位患者康复。
他每日只睡四小时，白天视诊、熬药，晚上巡视村内。
一位合作者劝他：“你现在身份不同了，何必还如此操劳？”
他淡然答道：“真正的权力，不是在会议室，而是在病人睁开眼的时候。”
他的这句回答，被记录进文莱公共治理事务年鉴，后来成为医政课程中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。
疫情稳定后的一晚，阿蒙回到帝力市区，暂住在草药合作社附楼。
深夜，他站在屋顶，望着灯火斑斓的河湾。
此时，努哈·哈达雅悄然而至，带来一瓶薄荷茶。
她已是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的秘书长助理，年轻，却老成。
她轻声说：“我以为你改变了，结果你还是那个穿草布衫的吴阿蒙。”
他侧过头看她：“你希望我变吗？”
她没答，只是把茶递给他。
良久，她忽然问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走得再高，会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