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媒体访问，都强调“集体努力”。
这样的“低调高效”，让他赢得高层信任，也赢得基层敬仰。
而在私下，他依旧保留“吴门医舍”一间分馆——不在牛车水，而在义顺，挂着旧招牌，每月只开诊两次，免费为贫老诊治。
有时居民还会看到部长亲自为人推脉、抓药、讲解草药养生。
“部长像不像医生？”
记者曾问一位老人。
“他不像医生，他就是医生，从来没变过。”
老人答。
李婉如此时已升任外交部副秘书长，主责亚洲事务。
夫妻二人虽各在其位，却常以“政策搭档”的方式出现在双边交流、文化论坛、青年发展活动中。
媒体喜欢称他们为“新加坡第一文化夫妻档”。
有一次日本媒体问：“你们如何平衡感情与责任？”
阿蒙答：“我们不平衡，我们协同。”
婉如补了一句：“我们不是谁支持谁，而是共同守护这个家——小家与国家。”
两人无子，但一直资助三名贫困学童读书，甚至自掏腰包为社区书屋购书百本，被居民称为“最有人情味的高官夫妻”。
然而，就在声望最高之时，阿蒙也察觉到了权力核心处的“空寂”。
他看得越多，越发现体制的惯性、官僚的保守、改革的困难。
尤其是涉及土地开发、经济结构、国际布局等“重头议题”时，文化往往被视为“可有可无的润滑剂”。
一次闭门会议上，有人直言：“文化不能当饭吃，别老搞那些情怀工程。”
他没有反驳，只淡淡道：“文化若不能让人更像人，那国家也就像机器了。”
会后，副总理在走廊拍着他肩说：“你别太锋芒毕露了。
你若步步高升，锋就变成刃。”
他没有答应，也没有退缩。
他只是更沉默，更细致，更坚定。
1998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新加坡，多个区域企业倒闭，失业潮初显。
阿蒙提出“以文化带动基层复兴”计划，包括：设立社区创意市集；鼓励街头艺人进入正规文化体系；投资小型传统手艺培训中心。
这被视为“危中取机”的妙招，既安抚民心，又维持经济活力。
他再次被推向时代焦点。
有人建议他下届接任副总理。
他微笑摇头：“我这人，太像一碗老汤，适合慢火熬，不适合烧锅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