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最圆滑的，却是最令人敬畏的。
因为他做事有章，说话有据，眼界有远，心思有深。
这是他人生最光明的时期，也是最危险的一段路。
因为真正的高处，从来不只是荣耀，更是孤绝。
成为部长后，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主张：“新加坡的软实力，不应止于效率与治理，而应建立起深层文化自信。”
这句话在当时引发一片争议。
一些经济派高层认为他“不接地气”、“偏理想主义”。
但阿蒙随即端出一套完整的“五位一体文化体系建设计划”，包括：成立“国家多语研究院”，保存、传承、创新华巫印三语文本与教育；推动“国民身份课程”纳入中小学课纲；投资社区剧场、方言剧团与民间信仰文化；推动“城市精神计划”，将传统节庆与城市空间融合；建立“文化外交基金”，协助民间文化走出国门。
他的理念被称为“城市文化系统工程”，既战略又接地气。
三年内，新加坡文化产业年产值增长60%，更赢得了“亚洲文化创新典范”的称号。
一位资深官员感叹：“我们以前以为发展是钢筋水泥，他却提醒我们，发展也要有骨血皮肤。”
1997年，联合国召开“世界语言文化保护大会”，邀请新加坡以代表“多语国家治理模范”出席。
主讲人便是吴阿蒙。
那日他穿着淡灰中山装，站在众多西装革履之间，不疾不徐地讲述新加坡的故事，讲“从牛车水走出的中医”，讲“从客家语中找到的祖先地名”，讲“巴刹小贩中心是城市的社交心脏”。
最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语言是记忆的根，文化是身份的魂。
发展不能靠忘记换取，真正的现代，是在不忘来处的基础上，看见更远。”
全场起立鼓掌。
那年起，多个东盟国家邀请他赴国演讲，世界银行甚至请他协助撰写“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指导报告”。
有媒体称他为“南洋文明的当代译者”。
但他从未居功自傲，只轻轻说：“我不是发明了什么，只是把人们忘记的东西，重新说了一遍。”
在内阁会议上，他始终坚持三不原则：不批评别人方案，只提出更可行的替代；不插手不熟之领域，除非牵涉公共伦理；不将功劳归于个人，每次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