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没立刻答，只看着她孩子，那孩子穿着之前在工地上捡到的安全帽，一脸认真地望着我。
“我记得你说过，以后要在这里盖一栋学校。”
我蹲下来摸了摸孩子的头，轻声说：“会有的，只是换个地方。”
那晚我走出工棚，天上居然破天荒地亮了一点星光。
我把那张主图收进包里，往肩上一背，像是扛着一块还没立起的楼板。
临走前，我在工地入口那块围墙上，用红色喷漆写下几行字：“这里曾有人试着盖楼，不是为了挣钱，不是为了权力，只是为了证明，脚下的土地是可以靠双手改变的。”
第三天，我离开了镇子。
没有仪式，没有告别，只有一辆慢悠悠的绿皮火车，载着我和我的图纸，往北而去。
半个月后，赵南发来消息：市规委内部有人开始质疑调规的正当性，恒盛的合作文件出现漏洞，媒体也有匿名举报流出。
他说：“你没白干。
哪怕他们现在不承认，将来也得回头看一眼。”
我没回话，只把那条短信收藏了。
再后来，我去了甘肃一个小镇，被一所偏远学校请去做施工顾问。
他们的教学楼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砖瓦结构，一到下雨天就滴水。
没人肯投标，也没人愿意白跑几十公里来回干这种“赔本买卖”。
我去了，带着图纸，带着那台破旧笔记本，还有那张写着“苏沉社区建设服务体”的临时公章。
那天开工仪式，校长把铁锹递给我，说：“这地方偏了点，但肯定有人记得你做过的事。”
我笑了笑，接过锹，在黄土地上挖下第一铲。
阳光洒下来，尘土飞扬，我忽然想起那栋没完工的楼，想起父亲的笔记本，想起那些工友、那些夜晚、那些汗水、争吵与坚持。
我知道我没赢，可也没有输。
因为我站过一次钢架上，在所有人都说“你不可能”的时候，把一栋没根的房子撑到天亮。
而这一次，我要从头再来，盖一栋新的楼。
没有封条，没有投标，没有保安，没有围挡。
只有我，还有一群人，一锹一锹，一砖一砖，盖出一块地，也盖出一点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