甩手上的水珠，小眼睛闪烁着狡黠的光，像只偷到油的老鼠：“叔，你还是太实在。
队长们心里是有个尺寸不假，算平均每人多少米也算得明白。
可他们啊，最怕啥？
最怕自己量错了、算错了，最后活分派完了，地头还剩下一大块没人干！
那不就抓瞎了？
多丢份儿啊！
所以啊。”
他伸出沾着泥巴的手指，在空中虚点着。
“开头分的时候，手都松，宁肯多算点给前头的人，这样心里踏实。
分着分着，眼瞅着地头快到了，心里就开始打鼓，怕不够分，手上的尺寸就自然紧了。
轮到咱俩最后，嘿嘿，可不就捡着‘剩饭’了？
量得马虎，尺寸也短。”
我恍然大悟，心里不禁暗暗佩服。
这哪里是简单的偷懒？
这是把队长的心思摸透了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、对付“平均主义”和基层管理者心理的“实用心理学”！
这需要多么细致的观察和算计。
李憨站起身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对我说：“叔，记住了，在这土里刨食，光傻干没用。
以后跟着我干，保准你不吃大亏。
这叫啥？”
他顿了顿，一字一顿地吐出几个字：“苦、干、不、如、巧、干！”
这句话，像一颗种子，落进了我刚刚踏入社会生活的心里。
它不那么“高尚”，甚至有点“投机取巧”的嫌疑，但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，它闪烁着一种源自底层生存本能的、令人无法忽视的智慧光芒。
李憨的“巧”，是在夹缝中为自己争取一丝喘息空间的本事，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、又在生活中不断锤炼的生存之道。
第三章：红烛与“嘴甜”岁月像村口那条浑浊的老河，不紧不慢地流淌。
转眼间，我和李憨，以及村里那批同年的伙伴，都到了该娶媳妇生娃的年纪。
媒人的脚步在周沟村各家门槛上踩得越来越勤快。
同龄的伙伴，家境稍好、成分清白的，陆陆续续都定了亲，有的甚至已经抱上了娃娃。
只有李憨，依旧形单影只。
他那顶“地主崽子”的帽子，在谈婚论嫁这件事上，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沉重刺眼。
好姑娘一听是他家，头摇得像拨浪鼓；家境差的，也怕沾上这“黑五类”的边，影响后代。
三哥和憨子娘愁得头发都白了大半。
终于，转机出现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