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半，救护车凄厉的尖叫撕开了城市沉睡的寂静，也撕开了我们家那层勉强维持的、薄如蝉翼的平静。
惨白的车灯，像两道冰冷的探照灯，粗暴地捅进我家那扇摇摇欲坠的单元门，把楼道里剥落的墙皮和角落里堆积的尘埃照得无所遁形。
空气里弥漫着浓重刺鼻的消毒水味儿，混杂着一股若有若无、仿佛陈年霉烂纸牌的酸腐气息。
担架床的轮子碾过坑洼的水泥地面，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。
我妈躺在上面，瘦得只剩下一把嶙峋的骨头，被宽大的病号服包裹着，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。
她脸色灰败，眼窝深陷，颧骨高高凸起，如同一具蒙着灰布的骷髅。
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都伴随着胸腔深处拉风箱般的嘶鸣，带着一种命悬一线的挣扎。
然而，即使在这样剧烈的痛苦和颠簸中，她那只枯瘦如柴、布满褐色老年斑的手，却像被某种深入骨髓的本能驱使着，五指无意识地、神经质地反复搓捻着担架边缘粗糙的帆布。
那动作，熟练得让人心头发冷——活脱脱就是在摸一张无形的麻将牌，在绝望的深渊里，还在本能地寻找着那虚幻的“自摸”。
“快！
氧气！
动作快！”
医护人员急促地吼着，手忙脚乱地推着担架车。
混乱的光影和刺耳的噪音中，一道沉默而沉重的身影像礁石般矗立在角落的阴影里。
那是我哥，赵磊。
他像一尊被风霜过早侵蚀的石像，宽厚的肩膀微微佝偻着，仿佛压着千钧重担。
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上，还残留着刚从工厂车间带回来的油污，汗水在那层污渍上冲刷出几道沟壑，像干涸土地上龟裂的缝隙。
他粗糙的手死死攥着担架床冰冷的金属栏杆，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色，手背上蜿蜒暴起的青筋清晰可见，每一次我妈痛苦的抽搐，都让他手臂上的肌肉跟着剧烈地绷紧一下。
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死死盯着担架上那个枯槁的身影，里面翻涌着一种近乎绝望的疲惫、刻骨的痛楚，还有一种被逼到悬崖边的、无声的愤怒。
那种愤怒沉甸甸的，压得周围的空气都凝滞了。
他嘴唇紧抿成一条生硬的直线，下颌绷得死紧，仿佛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咬碎牙关，阻止那些即将喷薄而出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