室，他没有穿西装、没有领带，只穿一身素布衫，携一本笔记、一支竹制钢笔。
文莱的高级官员们皆是西装革履、香水淡雅，显得他格格不入。
讨论进行时，一位卫生部次长提出：将全国的村级诊所标准化、统一采购药物、减少地方自配药品。
不少人点头称是，唯有阿蒙皱眉轻叹。
“你有不同意见？”
次长抬眼问他。
他起身，缓缓说道：“统一的药品采购能省钱，却会抹杀地方自愈能力。
若让每个村子等着中央批药，他们在热带雨中会先死于等待。”
全场一静。
有人不悦：“你不是文莱人，怎知我们村子的现实？”
他却冷静回击：“我下过田、走过山、背过药。
你若觉得我不配说，带我去你家乡走一趟。”
空气中一度凝固。
但这句话，反而让数位本地医务官员私下表示敬佩。
会后，卫生署署长笑道：“你刺了他们，却也刺进了问题。”
虽然职位只是“顾问”，但阿蒙的建议却一一被采纳：保留本地草药配方注册备案权；每个偏远村落设置“巡诊员”，按季节与气候变动自行调整用药；设立“草药农户挂钩诊所”政策，鼓励村庄自产自用、自养自医。
更重要的，是他提出的“村医共养机制”：“政府给初级薪资，村民每季度用农作物或服务换诊金，医生有归属，村民有责任。”
这一机制，被称为“共付式医疗”，后成为东南亚村落医疗改革的先行模式之一。
媒体称之为：“一个中国人，让文莱的基层卫生站不再只是牌子。”
政坛的目光，开始投向这个草根中闪光的名字。
1995年初，文莱人民协商会议的文教与社会发展委员会成员主动联络阿蒙：“你愿不愿代表独立候选人身份，参与来年的社会事务议席选举？”
阿蒙一笑：“我是医生，不是政客。”
对方认真地说：“但你知道怎样治‘病’，也该懂得如何治‘政’。”
他陷入沉思。
这一年，他已不再是当年跌落文莱海岸的异乡人。
他有学生，有信徒，有百姓爱戴，有王宫尊敬。
而最重要的是，他有一颗未变的心：“能救人，救一个是一个；若能改局，便该改。”
努哈·哈达雅再次出现在他的水上屋中。
她如今已是王室经济顾问组的年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