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黄土陌上初相见一九六九年的秋末，我，苏晓青，和我们学校一大批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一样，胸前戴着大红花，响应着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号召，挤上了那趟开往未知远方的绿皮火车。
车窗外，父母亲人挥手送别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渐渐模糊在城市的喧嚣中。
我的心里，一半是激昂的革命豪情，一半是对未来的茫然与忐忑。
火车咣当咣当了三天两夜，把我们从繁华的沪市，一直拉到了黄土高原深处一个叫做“赵家沟”的偏僻山村。
一下火车，再转乘颠簸的牛车，满眼的黄土和光秃秃的山峁，让我那点在宣传画报上看到的“战天斗地、建设新农村”的浪漫想象，瞬间碎了一地。
空气干燥得呛人，风里都带着沙土的味道。
村子很小，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，大多是低矮的土坯房，散落在山坳里，显得格外萧索。
我们这批十几个男女知青，被安排住进了村口几间废弃的旧窑洞里。
窑洞冬暖夏凉是没错，可里面黑黢黢的，只有一孔小小的窗户透着点微光，泥土地面坑坑洼洼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陈年土腥和牲畜粪便混合的怪味。
所谓“床”，就是用几块土坯和木板搭起来的硬邦邦的土炕。
那一晚，我们几个女知青挤在一个大通铺上，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和不知名野兽的嚎叫，谁也没睡着。
有几个多愁善感的女同学，已经开始小声地抽泣起来。
我虽然强忍着没哭，但心里那份失落和惶恐，却像藤蔓一样，紧紧地缠绕着我。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村里的生产队长，一个皮肤黝黑、满脸皱纹、不苟言笑的中年汉子，就带着几个老乡，把我们从窑洞里叫了出来，给我们分派农活。
“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，娇生惯养的，没干过重活。
今天先跟着我们学学怎么刨红薯，也算是体验体验生活。”
队长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，语气生硬，眼神里却也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怜悯。
于是，我平生第一次，拿起了沉甸甸的锄头。
黄土地硬得像石头，锄头下去，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印。
没刨几下，我的手心就磨出了血泡，腰也酸得直不起来，汗水更是像小溪一样，顺着额头往下淌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我们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