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室窗边看雨，一句话没说。
我知道她早就想问：你准备怎么做？
我没回答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确定。
选择有两种：一是交出所有证据，让组织处理；二是，把这件事送出去，不再回头。
第一种有可能保我全身而退，但他们能不能真查下去，不确定；第二种一定会得罪很多人，但至少，我还能保住事实的完整。
我选择了第二种。
上午，我把扫描文件和冯跃注册的“荣盛建设”材料，以及王启伦那张签字影印件，一并打包成PDF。
拷入一个U盘，贴上匿名封条，寄往一处老朋友的邮箱。
他是地方媒体的资深编辑，曾因一篇揭黑报道被调离记者岗位，如今窝在家办自媒体，偶尔写些时评。
这事交到他手上，我放心。
他不怕出事，也早就不在乎前程。
我发邮件时，用的是公用网络，设备是外借的。
做完后我删了所有痕迹，把U盘丢进单位旁边的垃圾压缩站，看着那只蓝色的塑料壳被碾进泥浆里，碎得像块过期印章。
中午，局长突然找我谈话。
“陈述啊，听说你最近压力挺大。”
他泡了一壶铁观音，声音温和，“永鸿的事，你参与挺多，有些事情，我得跟你提前打个招呼。”
我坐着没动，等他往下说。
他停顿了一下，笑了：“组织已经注意到部分问题，但目前还在内部核查阶段，建议你，把自己手里的材料交清楚，集中统一。”
“材料已经交给纪委了。”
我说。
“那就好。”
他点点头，“接下来你会暂时调整工作岗位，先放个假，别想太多，安心。”
“多久？”
“一两个月，看情况。”
我知道，这叫“软着陆”。
我点头：“我服从安排。”
他说：“这就对了。
有时候，真话和实话之间，也需要点缓冲。”
我起身要走，他忽然道：“你母亲的社保审核已经通过了，你太太那边的学区申请，也批下来了。”
我顿住，回头望着他：“您是想让我知道，我欠了您人情？”
他没笑，摇头：“是想让你知道，不说话，有时候才最值钱。”
我没回他，走出办公室。
雨下得更大了，楼前水泥地被打成密密麻麻的灰点。
我站在走廊下抽烟，一支没点燃完，就听见手机震动。
短信只有一句话：“你寄出的东西被公开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