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顾谨言的脸：“上车。”
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袋，没有说话。
我在车上拆开，那是一份“江氏董事会结构变更提案”。
上面有八位董事签字，其中四位要求设立“创始人家庭成员资格审查制度”，附带一份“入籍审核标准草案”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通过这项提案，我将彻底失去参与江家事务的权利。
“她打算从公司章程动手，把你堵死。”
顾谨言说，“从商业逻辑讲，她没错。
但人情……有时候比逻辑更狠。”
我看着窗外的街景一点点倒退，脑子却清醒得像冷水泡过。
她动得太快了，说明她怕。
我靠在座椅上，声音平静：“这个提案什么时候表决？”
“下周一，江老爷子的遗嘱也将在那天公证。”
他顿了顿，“你时间不多了。”
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迅速过滤过所有还没用上的筹码。
证据？
不足。
同盟？
几乎没有。
公关？
没渠道。
唯一能打的，是一件没人敢碰的东西——真相。
那晚，我没有回出租屋，而是去了普陀区的一家私人诊所。
诊所角落里的老医生，正是我母亲当年临产前转院过程中的签字人。
他已经七十多岁，听完我报出母亲的名字时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“她当时挺着大肚子，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，雨下得很大。”
他低声说，“她说，孩子不能留在那家人手里。”
“她说，她签了合约，可她反悔了。”
“她跪在我面前，说求我让她躲几天，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”
“我没敢说话，也没报警。
那孩子就这样，在我这儿……被她生下来了。”
我握着录音笔的手轻轻发抖。
这些年我无数次想象我出生的画面，却从没想过，那不是一次合法的生产过程，而是一次逃命。
我走出诊所的时候，外面又下起了小雨。
城市永远是灰色的。
我回到住处，发现门锁已经被换了。
房东不在，楼下小卖部的老板递给我一个信封：“早上有人来过，说你欠了三个月房租，这是你的押金和通知函。”
我坐在楼梯口，把信封里的纸条拿出来，上面只有寥寥几字——“你争的是名字，我抢的是命。”
字迹是江芷若的。
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明白，她怕的不是我抢了什么，而是我证明了她从来没真正赢过。
她赢的是角色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