角那个半人高的粗陶米缸前。
掀开沉重的木头盖子，一股陈米味扑面而来。
探头一看，缸底浅浅地铺着一层碎米，夹杂着不少糠皮和稗子，黄黄灰灰的一片，连缸底粗糙的纹路都盖不住。
这点米，熬成糊糊，够我和阳阳吃几天？
十天？
半个月？
然后呢？
生产队的工分？
那点粮食，根本不够糊口。
前世我拼死拼活，年底分粮时，扣掉口粮钱，能分到手的粮食少得可怜，还要被婆婆以各种名目拿走一些。
指望陈建国？
他人在几百里外，自顾不暇。
他寄回来的那点微薄工资和粮票，婆婆把得死死的，前世到我手里的，十不存一。
就算有，也是杯水车薪。
不行！
绝对不行！
不能再这样下去！
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支撑着我。
我扶着米缸，视线扫过空荡荡的屋子，最终落在炕头那个小小的、褪色的红布包上。
那是我的嫁妆，里面除了几件旧衣服，还有一样东西——一对分量很轻的银耳环，是我姥姥偷偷塞给我的，说留着应急。
前世的“应急”，是阳阳那次差点病死，我走投无路拿去镇上黑市换了钱买药。
这一世……我眼神暗了暗。
现在就去换？
换点钱买粮？
可这年头，金银首饰是“四旧”，私下交易风险太大，一旦被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而且，这是最后的底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动。
那怎么办？
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。
七十年代中期，政策依旧严苛，但基层的管控实际上已经有些松动，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偏远山村。
公社的集市虽然还是以“社会主义大集”的名义存在，但偷偷摸摸的“自由交换”已经在地下滋生。
我记得前世这时候，隔壁李家坳有个胆大的媳妇，偷偷攒了鸡蛋，走十几里山路去公社的“黑市角”换粮票或者盐巴、煤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。
虽然每次提心吊胆，像做贼一样，但确实能稍微贴补点家用。
鸡蛋！
我们家后院的鸡窝里，好像有两只老母鸡？
那是婆婆养的，下的蛋都归她管，金贵得很，她自己都舍不得吃，攒着要么换盐，要么拿去走亲戚撑门面。
我的目光投向屋后那扇小小的、糊着破麻纸的窗户。
后院不大，用篱笆围着，鸡窝就在墙角。
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，带着孤注一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