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弘春，虽曾被雍正短暂提拔，却在雍正晚年突遭削爵圈禁。
这些年轻一辈的遭遇，让宗室子弟人人自危，私下里流传着“龙子龙孙不如寻常百姓家儿郎”的悲叹。
舆论的风暴甚至波及到了文化领域。
江南文人笔下开始出现隐晦批判帝王家事的诗词文章，有书生在科举策论中旁敲侧击地写下“兄弟阋墙，非社稷之福”，被朝廷以“妄议朝政”之罪严惩。
但文字狱的威慑并未完全堵住悠悠众口，茶馆酒肆间的说书人，将皇子们的恩怨情仇改编成话本故事，绘声绘色地讲述着“九子夺嫡”背后的权谋与血泪，这些故事越传越广，从市井坊间传入了边疆部族的耳中。
远在蒙古草原的王公贵族们听闻这些传闻后，对清廷的向心力也悄然发生变化。
原本定期进京朝贡的部落首领，有的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迟行程，私下议论着“连亲手足都容不下的天子，如何能容得下万里疆域”。
西北边陲的局势也因民间舆论的发酵而变得微妙，一些原本已归降的部族，听闻雍正对待兄弟的手段，暗中与准噶尔部联络，企图趁乱谋取利益。
这场由兄弟相残引发的争议，如同投入深潭的巨石，激起的涟漪层层扩散，不仅动摇着朝廷内部的人心，更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大清王朝的统治根基。
而雍正面对这一切，在奏折朱批中写下“朕非庸懦之主，岂容宵小妄议”，继续以铁腕手段推行新政，只是每当夜深人静时，看着案头兄弟们昔日的往来书信，这位背负着千古骂名的帝王，也会对着烛火，露出无人窥见的落寞与无奈。
随着争议的持续蔓延，朝中局势暗流涌动。
以隆科多、年羹尧为首的权臣集团，敏锐察觉到民间舆论与宗室不满情绪背后的可乘之机。
隆科多表面上仍对雍正毕恭毕敬，暗中却与部分宗室子弟频繁往来，借“维护皇室尊严”之名，企图结成新的政治同盟；年羹尧则在西北拥兵自重，刻意纵容麾下将士传播关于雍正“寡恩嗜杀”的流言，以营造自己“民心所向”的假象。
两人一内一外，形成对皇权的潜在威胁。
雍正七年，一桩震惊朝野的“曾静案”爆发。
湖南书生曾静受民间流传的反清思想及雍正兄弟相残传闻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