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窒息的安静，只剩下仪器规律的“嘀嘀”声，和霍绍庭浅淡的呼吸声。
我每日往返于医院和家中，亲自照料霍绍庭的饮食起居，为他擦洗身体，按摩僵硬的肌肉，雷打不动。
医生说，植物人虽然没有意识，但亲人的陪伴和呼唤，或许能刺激他的神经，创造奇迹。
我便日复一日地对着他说话，讲我们短暂的过去，讲苏氏的近况，讲窗外四季的更迭。
有时说着说着，声音便会哽咽，眼泪会不受控制地滑落。
每当这时，顾曼妮总会像个天使般“恰好”出现。
公司事务，尤其是一些需要我签字的授权文件，她总能在我精神最疲惫、对霍绍庭病情最焦虑、最心力交瘁的时候“恰到好处”地拿来。
她会精心准备好“简明扼要”的口头汇报，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那些复杂商业运作的“必要性”和“对苏氏的长远益处”，让我觉得如果不立刻签字，就是耽误了公司的发展，辜负了父亲的期望，也对不起昏迷中的霍绍庭。
我几乎从不怀疑她递过来的任何文件。
毕竟，她是唯一能帮我分担这一切重担的人，是父亲生前最信任的助理之一，也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闺蜜。
而且，她总能拿出霍绍庭“以往的惯例”或者“霍总若在，定会如此处理”作为佐证，让我无从反驳，也无力反驳。
我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照顾霍绍庭和维持苏氏表面的稳定上，对于公司内部那些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和资金流向，早已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和判断力。
顾曼妮时常来医院探望，言语间对我关怀备至，嘘寒问暖，对霍绍庭也表现出恰如其分的“惋惜”和“期盼”。
“晚晴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”
“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？”
她会皱着眉头，从保温食盒里拿出她亲手做的滋补汤羹。
“霍总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醒过来的。”
“你要保重身体，等他醒来看见你这样，会心疼的。”
她的话语，总能精准地戳中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她甚至会主动提及一些“霍总若在，定会如此处理”的商业方案，或者分析某些市场动向，其见解之深刻，逻辑之严密，常常让我自愧不如，也因此更加深了对她能力的信任和依赖。
我沉浸在压抑的希望和对现状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