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告。
文化学者与民间团体纷纷上书，请政府加强语言保护。
但技术官僚则担心：“太强调华语，是否会削弱多元国策，甚至引起马来族、印度族不满？”
阿蒙仔细调研后，提出一套“四语并举、文化归核”策略：学校继续执行母语为主的双语政策；推动“文化母语月”，由社区组织华、巫、印三族语言节庆；设立“国家多语纪录片基金”，拍摄民族故事、移民历史；增加对华文教师与民间文学创作者的津贴。
在国会上，他说了一句流传至今的话：“语言不是种族的武器，而是文化的容器。
如果我们丢掉自己的语言，便如人弃其壳，树断其根。”
这一提案获得全票通过，连反对党议员也罕见地表达支持：“他的文化理念，不是守旧，而是延根。”
然而，就在文化政策大获好评之时，一场看不见的危机悄然逼近。
1994年末，东南亚经济体出现连锁波动，房地产投机资金横流，股市高涨异常，外资企业大举撤出制造业，改投金融与地产。
国家经济委员会召开闭门会议，阿蒙被临时增补为“特别文化与社会影响顾问”。
会上，多数人主张加大基建投资以稳定经济，“让资金流动起来”。
但阿蒙却反对道：“当民众已开始将住房视为‘翻本工具’，当城市街区变成‘炒作单位’，这个国家就不是在建设，而是在脱根。”
他提出四项主张：限制私人住宅炒卖周期，征收短期转手税；将部分社区地段设为“文化保护区”，禁止商业改建；引导房地产企业与民间团体联合开发“社区复兴项目”；加强对青年居住支持，鼓励在地成家立业。
有人讽刺：“你这是讲情怀，不是搞经济。”
阿蒙答：“经济若不能养人、安人、留人，那便不是经济，而是洪水。”
会后，经济顾问团成员私下对他赞许有加。
几月后，这套“冷却政策”成功缓解炒风，成为后来“新加坡稳健房策”的重要基石之一。
自那之后，吴阿蒙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政策草案、文化论坛、城市规划蓝图中。
但他从不主动抢镜，也不争功名。
他既不热衷结盟派系，也不刻意维护人脉圈，而是坚持以成果说话，以原则立人。
有人说他“太理想”；
